1949年8月1日，中共西南局成立。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新成立的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由三人共同负责大西南的军政工作，解放川、黔、康三省。

彼时，贺龙正在陕西西安，指挥十八兵团同驻守在秦岭、大巴山一线的胡宗南部队对峙，而刘邓大军的主力则还停留在两湖一带。为了达到聚歼国民党军主力于西南地区，而不让其再次流窜的目的。毛主席定下了“先慢后快”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和刘伯承根据方针于8月19日向二野各部队下达了《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这一机密文件。

根据战略部署，北线的贺龙主力十八兵团及一野第七军等部队将率先开打，但为避免胡宗南部队一打即溃，一溃千里，不可直接打过秦岭以南，而应与胡宗南的二十三万部队长期鏖战于秦岭、大巴山一线。

这实在苦了十八兵团司令周士第。彼时十八兵团下辖六十军、六十一军、六十二军三个军，部队战斗经验丰富，士气旺盛，战力雄厚，尽管兵力上逊色于胡宗南集团，但屡战屡败的国军部队根本不是其对手。

十八兵团多次突击，次次都将胡宗南的秦岭防线冲击得七零八落，若非贺龙的命令，周士第早就带着十八兵团突破秦岭汉中一线，杀进成都了。

汉中汉台会客室内，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实际掌权人胡宗南泪流满面，眼泪不断从他久经风霜的粗糙面颊上滑落下来，坐在他对面前来劝降的中共代表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士为知己者亡！我，我不能不想想校长哇！绝不能，不能对不起校长啊！”

胡宗南断断续续地，带着哭腔说了一番话，他对蒋介石似乎仍旧抱有幻想，但话里话外，其实已经流露出了动摇的心思，只不过胡宗南想当个“体面人”，打算把戏给做足了。

这已经是第三次有代表来劝降了。为了争取和平解放，策反国民党高官一向是我党的重要政策，可胡宗南却像条狡猾的泥鳅，左右摇摆，让人捉摸不透。似乎，他胡宗南自己也拿不定主意，究竟是战是逃？究竟是逃是降？

“那你说怎么办呢？”胡宗南又一次发问了。每到紧要关头，多谋少断的他就总是要一脸愁相地发问。

刚从重庆前线败退进四川的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宋希濂一下子点破了胡宗南内心的隐秘。

“琴斋兄，你对小弟还支支吾吾的。我在重庆就听说，你早有逃亡缅北之心。”

宋希濂这话并不假，胡宗南的确早有带着部队逃亡缅北一带继续过享福日子的想法。可他却迟迟难以做出决断，毕竟他手下一带的部队长期以来都在大西北的高原和沙漠鏖战，对滇缅一带的环境并不熟悉。

而最令他心悸的，则是蒋介石的意见。他很清楚，倔强的老蒋绝不愿意手下部队一退再退，更何况是退往国外的滇缅一带。

但宋希濂却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曾经率领国军第11集团军在抗战时期充当远征军，待了三四年时间，在龙陵、芒市一带歼灭数万日军，对滇缅一线的地形和环境十分熟悉。

至于老蒋那里，宋希濂则希望，胡宗南能和自己一起亲自面见蒋介石，说服他让部队后撤至中缅边境一线，来日再反攻回国内。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有信心说服老蒋。

胡宗南听完宋希濂的话后，信心大振，整个人像是重新找到了生路，焕发新生一般。他立即打消了投降的主意，还将解放军派来劝降的代表给关进了监狱。

可不久后，老蒋的一句话，又令胡宗南如遭晴天霹雳，被打下了地狱一般痛苦。

重庆林森路山洞“林园”内，蒋介石对着两人大发雷霆。

“这是什么话？你们这不是把西南半壁江山拱手送给共产党吗？不行！绝对不行！”

蒋介石声色严厉地拒绝了宋希濂和胡宗南的建议。

胡宗南眼见进谏失败，逃不去缅甸了，很是心痛懊恼。他隐隐感觉到，自己已经是必然要败亡了。回到汉中后，胡宗南就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了汉台内。

谁也看不见里面的情形，只是里面偶尔会传出几句京剧戏腔，还有对老蒋的咒骂——“老糊涂！毁了我几十万大军！……”

时间不会因为胡宗南的逃避而就此停止。正当胡宗南一个人躲在房间内为自己的未来颓唐懊恼之际，解放军却是进展神速。

南线由邓小平、刘伯承统率的二十万二野部队，正一路高歌猛进，为包抄胡宗南，切断他的后路而来。

11月1日，解放军二野主力会同四野部队兵力，发起川黔战役。以大迂回的动作，从湘鄂川黔交界地区出击，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一线。

11月15日，二野第五兵团17军50师一枪未放，顺利进驻贵阳，贵阳解放。

11月19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集团第5、第7、第18等3个兵团，退出秦岭山区、甘肃东南一线，南撤入川作战。孙元良第16兵团及杨森第20军残部亦由川东向西逃窜。

11月28日，宋希濂、罗文广的主力部队第14、20兵团相继被我解放军歼灭。

11月30日，空运重庆的国军第一军被尽数歼灭，重庆解放。蒋介石自然早已南逃而走，但西南一带胡宗南统率的几十万国军此刻却是插翅难逃了。

川北前线，早已等得急不可耐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周士第也已下令麾下各部队，放开了打！

12月3日，十八兵团分成三路，向四川开进，兵锋直指成都。第六十二军居于右路，经碧口、摩天岭、江油南追；中路：第六十军居于中路，由固城以南翻越大巴山南追；第七军则由天水地区分两路南进：一路向成都方向，协同右路六十二军作战；一路向徽县、简阳方向，配合中路六十军作战。

此时，胡宗南集团主力十九个军、52个师约23万人，纷纷南逃，云集于双流、新津、广汉、德阳一带，并企图继续往西康、云南等省逃窜。

可如今，他们已是插翅难逃了！

12月6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成都平原围歼战》的命令，作出“继续西进，完成切断敌之退路”的部署。二野第五兵团正沿着湘黔线急突猛进，将胡宗南等部逃往云南和境外的退路完全切断。

12月10日，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深知大势已去，而又回天乏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不得不从成都凤凰山机场狼狈登机，离开大陆飞逃台北。

北线贺龙三路大军日夜兼程，日行百里。在突破国军大巴山防线后，又接连拿下剑门关，横渡嘉陵江，终于提前10天时间，于12月21日到达合围成都的集结地域。

12月21日解放军向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国民党残军发出最后警告，要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若再执迷不悟，必将受到无情的打击。

此时逃到成都的胡宗南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先前对蒋介石的那番忠心说辞——“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在解放军隆隆的炮火声下，俨然成了空话。23日，胡宗南抛下了自己的二十余万部队，由成都乘乱逃跑。

胡宗南逃跑后，处在包围中的国民党军队更加军心涣散，大多数高级将领已丧失斗志，基层士兵更是再无战意，见到解放军部队就会举手投降，连开枪反抗都少有发生，甚至发生了解放军四个班打垮一个军的奇事。

12月25日，十八兵团180师539团二营营长陈克非率四连的3个班和一个团侦察班，乘汽车由德阳前往广汉，去执行受降敌军一个炮兵营的任务。

可当汽车驶到连山镇时，却发现只见镇里镇外，布满了国军士兵，足有上万人之多！

这时，有两个传令兵跑过来，“咔”一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陈克非报告：

“报告长官，我们军长派我与你们联络，我们是刚从湖北开来的暂八军，请问你们……”

陈克非一下就明白了，这是误打误撞，遭遇了国军部队！

“扫——！”陈克非跳下车，猛地高喊一声。

战士们迅速跳下汽车，扑向敌人。陈克非一边打枪一边把4个班的兵力分成三路：一路直向敌军长所在地冲击；一路冲进镇内；一路向镇外的一大片敌人扑去。

战士们都机警地几乎全部把敌人的机枪抓在手上，一边扫射一边高喊：

“我们是解放军，交枪不杀，宽待俘虏，不要跑，乖乖地站到一边去！”

子弹向四面八方飞溅，到处都是解放军的喊声，到处是国军的哀叫和求饶声。早已成了惊弓之鸟的国军士兵几乎想也没想，就放下了手上的武器，抱头蹲地投降了。

就这样，解放军的4个班，打垮了敌人的一个军，生俘2200余人，成了世界战史上少有的辉煌战例。

此时的成都外围地区，战云密布。解放军各部遵照刘、邓指示，一面在双流、新津、邛崃、蒲江等地分割围歼之敌，一面加紧对成都的包围，为最后的总攻做好准备。

12月25日，刘、邓见攻取成都的时机已成熟，于是致电贺龙，相约发起总攻。

在解放军强大的军力下，国军部队纷纷土崩瓦解，困守成都、独木难支的国军第五兵团司令李文最终选择了放下武器，率残部万余人投降。

12月27日，国军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阵前起义，宣布投降。自此胡宗南丢在成都附近的六个兵团二十余万部队，尽数瓦解。

成都，这颗天府之国内的明珠，已成解放军囊中之物了！可报捷的电报发往刘邓指挥部后，邓小平却给前线将士下了一道奇怪命令：

你们原路返回重庆！在贺老总率领的十八兵团未进成都前，我们二野一兵一卒也不得入内！

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前线已经包围成都的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还是服从了命令，将入城的光荣让给了贺龙和十八兵团。

12月30日这一天，贺龙很是高兴，他特意起了大早，修建了胡子，穿上了威武的军服。坐在美式敞篷吉普车内，他不时对着夹道欢迎的成都民众招手致意，好不威风！

邓小平将入城“出风头”的机会让给了北线作战的贺龙，这其实是出于大局的考虑，毕竟如果没有贺龙和十八兵团在北线的作战，南线的二野部队，也不可能如此顺利。贺龙和十八兵团，受得起这份入城的荣誉！

成都的解放，胡宗南集团的覆灭，宣告了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支王牌主力的灭亡！此后，国民党就将彻底退出中国大陆的历史舞台了。